文：克劳泽/特拉佩

随着遗传科学的发展，今人对史前无文字时代的历史了解越来越多，且多次修正之前理论的瑕疵。最早利用粮食的人来自非洲或者其周边，在新月沃地开花结果，发展出农业社会，而地处温带的这些农民因为诸多原因皮肤变白，然后他们杀进欧洲，仅仅几百年就取代了深肤色的欧洲原住民，原住民被敢到了巴斯克和北欧北部等偏远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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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面包师来自非洲

其他地方的狩猎采集者依然按照古老模式日复一日过活的时候，纳图夫人（Natufier）已经在黎凡特（Levante）南部，也就是今天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一带，修建起简陋的房屋，开始了定居式生活。

虽然他们仍然还会去打猎和采撷，但已不再像原始人那样，整天风餐露宿地四处游荡。

冰河期的消退带来了“新月沃土”的繁荣，这片土地从黎凡特南部越过安纳托利亚一直延伸至今天的伊朗，形状就像一枚新月。

除了以传统方式采集的果实之外，人类的食单上又多了一些野生的谷物。我们的祖先把这些谷物加工成类似面包的食物，如果积攒的谷物足够多的话，或许还把它们酿成了酒。

这种行为与农耕没有太大关系，因为这里的人们并没有种植，至少还没有开始有意识地种植。人类还需相当长的时日，才会等来那一刻：

某个聪明人有一天突然注意到，从口中吐出或落在地上的谷粒可以长出新的作物。与农耕式生活相关的最早考古学证据之一，是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哥贝克力山丘（Göbekli Tepe），时间是大约 1.1 万年前。

在“新月沃土”以西约 4000 公里，即今天的摩洛哥，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

在摩洛哥东北部塔弗拉尔特（Taforalt）附近的鸽子洞穴中，考古学家找到了来自 1.5 万年前、迄今最古老的非洲狩猎采集者基因组。

在洞内厚达数米的岩层中，人们迄今共发现了 35 个现代人个体的遗骸，这是证明人类在非洲东北部长期群居生活的又一个证据。而且，那块距今 30 万年的杰贝尔依罗智人头骨也出土于同一地区。

由于这种文化与欧洲狩猎采集者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考古学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北非人与欧洲人之间很可能存在基因上的关系，也就是说，欧洲人有可能是从伊比利亚半岛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来到了北非地区。

为此，考古学家将大约 2 万至 1 万年前在非洲北部繁荣一时的石器时代文化，称作伊比利毛利文化（Ibéromaurusien）。

如今这个概念已被普遍接受，但它却具有误导性，而且还透着一股在考古学界长期占据主导的欧洲中心主义意味。

因为很显然，人类在石器时代从未穿越过直布罗陀海峡，无论从欧洲到非洲，还是相反方向。

研究人员在对鸽子洞穴发现的 1.5 万年前古人类基因进行测序时，没有发现丝毫欧洲人的基因痕迹。

在这群人的基因组当中，有大约一半的 DNA 可以追溯到撒哈拉以南的早期人类，另一半的来源目前尚未确定，但已知的是，纳图夫人身上也携带着同样的基因成分。

由此可以判断，伊比利毛利人和纳图夫人在基因上很可能存在关联，至少从文化来看，这两个人群明显有着许多共同点。

例如，我们发现，伊比利毛利人在 1.5 万年前也出现了定居生活的早期迹象：他们制作了面粉，而且很可能也烤出了面包。

不过他们使用的不是谷物，而是开心果和杏仁磨成的粉；其中也许还有橡子，生长在南半球的一些橡树果实并没有苦味，就像普通坚果一样，可以食用。

橡子等坚果磨成粉也能做面包

另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伊比利毛利人与纳图夫人在其他方面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例如首饰和工具的制作。

从器物的制造年代来看，伊比利毛利人比纳图夫人要早几千年，但是这两个人群之间的基因联系却不能用人类从摩洛哥迁徙到“新月沃土”的可能性来解释，因为那样的话，在纳图夫人身上也应该能够找到伊比利毛利人所携带的撒哈拉以南人类的基因成分。

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相反。伊比利毛利人身上携带着完整的纳图夫人DNA，它是这一人群的基因组中除了撒哈拉以南 DNA 成分之外的另一半。

另一个可以想到的解释是，这是纳图夫人带着自身基因自东向西迁徙的结果，不过从时间线来看，这种解释很难成立。

因为纳图夫人的文化是在伊比利毛利文化诞生很久后才出现的，因此他们不可能是后者的祖先。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基因桥头堡一定是在其他某个地方。

还有一种可能性，可以将这些遗传学和考古学发现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我们不妨假设如下的情景：

纳图夫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摩洛哥和以色列之间的某个地方，后来逐渐开始向西和向东迁移。

在东部，他们来到了冰河期后几乎没有人烟的“新月沃土”，然后在那里扎根繁衍，没有与任何其他人群发生杂交；

在西部，他们则遇到了非洲的狩猎采集者，或许是人们所说的阿泰尔人（Atérien）。阿泰尔文化是一种原始狩猎文化，从地域分布来看是在今天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一带，时间上早于伊比利毛利文化。

所有这一切同时也表明，神秘的基底欧亚人的生存地也有可能是在北非，比如说富饶肥沃的埃及。纳图夫人有一半是他们的后代，随着农耕文化的传播，其 DNA 后来又传到欧洲。

尽管人们迄今没有在埃及发现一处这一时期的人类遗迹，但这很容易解释：在尼罗河三角洲厚达数米的沉积层下，几乎不可能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任何线索。

但是，这些推测并不能改变一点：我们虽然知道，基底欧亚人后来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混血儿结合并形成了纳图夫人，可是基底欧亚人最初的栖息地究竟是在何处，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它可能是在摩洛哥以东到伊朗的任何一处，从埃及到阿拉伯半岛的这片地区可能性更大。这种情况对纳图夫人来说同样适用：这群人的起源也可能是在这片辽阔地域的某一处——既可能是在非洲之内，也可能在非洲之外。

为什么只有温带农民变成白人

随着冰河期结束，农耕文化开始日渐兴旺。当然，农业的兴起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人类通过摸索缓慢向其靠近。

气温的升高使得多种谷物的种植成为可能，其中包括原始小麦和大麦。但与同一时期在近东仍然活跃的狩猎采集者社会相比，农耕文化并没有显出优势，而是恰恰相反。

这是因为定居生活需要投入聚居点的全部劳动力，而且洪涝与干旱风险始终存在，不仅危及当季的收成，而且还影响下一年的播种。

从此，这一关乎生存的威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在所有以农耕为生的人类头上。此外，农耕生活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营养不良的问题。

其关键在于，早期的农耕者并没有饲养牲畜，几个世纪后人们开始饲养牲畜时，主要用途也是为了产奶。通常情况下，只有当牲畜不能再满足这一需求时，才会被宰杀。

这样一来，就导致人类生存所必需的营养出现了匮乏。

但是在这时候，即使人类重新回到狩猎社会，也已无法让自身在几万年进化中形成的肉食需求得到满足：他们既没有时间来完成转型，而且经过几代人的农耕生活之后，他们的狩猎技术也已荒疏，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不复存在。

但是，农耕文化当然也有它的优势，不然也不可能在全世界生根开花。

辛勤劳作总能换来足够的食物，食物的种类大体上也可以事先规划。此外，农耕生活还免去了狩猎的奔波之苦，而且还有挡风遮雨的屋檐可供人憩息。

未来的可规划性、固定的住所和安稳的生计，这些因素至今仍是大多数人组建家庭的最重要条件。当年近东地区的农耕者也是如此。

随着人口的日益增长，他们需要不断开辟新的土地、新的定居点和牧场。这些农耕者便以“新月沃土”为起点，开始向四面八方推进。

他们不仅改变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人类的基因结构，连非洲也不例外。

此后，农耕文化也在世界其他地区陆续兴起，并且自成一体，各显千秋。农耕者所到之处，捕猎文化都被彻底取代。面对这种全新生存方式的诱惑，后者显然没有足够的抵抗力。

随着农业萌芽而开启的新石器时代，其标志性技术是陶器制作。这些陶制器皿通常用于烹饪、饮食和储存等。

当时，欧洲狩猎采集者的皮肤颜色可能比后来移民到这里的农耕者要深得多。从尼安德特人那里继承的色素基因究竟使我们祖先的肤色变得更深还是更浅，目前还是一个谜

有不少东西需要储存，因为在新的气候环境下，丰沛的雨水和充足的日照为农业丰收创造了理想条件。

此外，丰富的动物种类也为人类驯化牲畜提供了绝佳的“实验对象”：大约于 1 万年前开始被驯化的绵羊、山羊、猪、牛等野生物种，全部都生活在这片 “新月沃土”之上。

这些农耕者在拥有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并掌握了各种谷物种植知识之后，虽然其流动性远不及地球其他地区的狩猎采集社会，但在征服自然方面却有着不可企及的优势。

农耕文化的蓬勃力量，最早在欧洲得到了充分展现。大约 8000 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开始从安纳托利亚出发，向四面扩散。

他们先是在巴尔干半岛定居，然后沿多瑙河和地中海来到中欧、西欧和南欧土地最肥沃的地区，最后在大约 6000 年前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不列颠群岛。

在扩张过程中，狩猎采集者原先的肤色渐渐消失，彻底让位于农耕移民的浅色皮肤。肤色变浅与农耕者的饮食结构，特别是肉类的缺乏有关。

这种肤色变化是从新石器时代生活方式在近东兴起开始的，最终蔓延到整个北半球并不断得到强化。

浅色皮肤实际上是由几种基因突变造成的，其原因有可能在于，只有这样才能让人类通过皮肤吸收足够的阳光，产生足够的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对维系生存、延长寿命不可或缺，而寿命长就能生育更多的后代，并将这些基因突变一代代传续下去。狩猎采集者则不必如此大费周折，他们可以通过食用大量肉类和鱼类获取充足的维生素 D。

从狩猎社会向农耕社会的过渡是一个艰辛的过程，并且往往伴随着营养不良。尽管如此，农耕文化依然势不可挡，并最终征服了整个地球

但是，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情况却截然不同。与中美洲和南美洲一样，即使在农耕文化兴起后，浅色皮肤在这里也没能获得进化上的优势。

这是因为当地日照十分强烈，即使没有这些基因突变，人体也能得到生成维生素 D 所需的充足日晒。

在赤道沿线，从非洲、东南亚一直到美洲，虽然农业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普及或已经起步，我们祖先的原始肤色却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

亚洲农民血洗欧洲猎人

农耕者不仅朝着西北方向一路挺进来到欧洲，而且还将足迹踏入非洲，甚至直抵这片广袤大陆的最南端。

在东方，新石器时代革命最远传到了印度次大陆，在北方则越过高加索山脉，一路传播到欧亚大草原。

这个扩张过程早已通过考古发掘得到了证实，在过去几年里，各种遗传学数据就这场扩张的具体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一幅更加完整的图像。

在此之前，学术界一直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而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这个问题是：新石器时代的兴起究竟是一种文化的胜利，还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胜利，特别是在欧洲。

换言之，是欧洲的狩猎采集者把定居式生活这一理念作为外来文化主动接受了下来，还是受到这些近邻的排挤，最终丢掉了地盘？

基因研究得出的数据对此给出了清晰的答案：欧洲的狩猎采集者是被强者碾压并排挤出局，而这前后过程仅有短短几百年。

金发碧眼的欧洲人

白皮肤来自亚洲农民，金发碧眼来自古欧洲土著

研究显示，新石器时代扩张之前就生活在欧洲的原住民，其基因结构与随着农耕文化一起到来的移民有着明显不同。研究人员在后者的骨骼中，找到了与当时安纳托利亚居民相同的 DNA 成分。

正如人类祖先当初在欧洲夺走尼安德特人的地盘、在亚洲占据丹尼索瓦人的领地一样，我们同样无法说清，第一批农耕者来到这片土地后，其最初的扩张过程到底具有多强的攻击性。

但是，这些新移民的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繁育更多后代的能力，都让我们有理由猜测，他们与狩猎采集者相比，至少在数量上拥有与日俱增的优势。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对狩猎采集者的排挤必然会导致灭绝的结局，因为后者面对威胁，可以选择向欧洲北部等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转移。

基因研究的结果确实也指向了这一方向。在今天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波罗的海人的身上，狩猎采集者的 DNA 特征最为明显，其比例与农耕者基因大体相当。

而在德国中部和法国以南的土地肥沃地区，距离新石器时代革命的发源地越近，当地居民所携带的狩猎采集者基因就越少。

在欧洲，原住民与新移民混居的阶段持续了近 2000 年，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本土狩猎采集者与安纳托利亚移民的后代显然都在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

准确地讲，近东地区出现过两次新石器时代革命。它们发生在同一时间，但却彼此无关，各自独立。

这一点也让我们再次看到，随着冰河时代的结束，这片土地变得多么肥沃。

除了安纳托利亚和黎凡特的农耕革命之外，还诞生了伊朗新石器文化（Iranian Neolithic Culture）。

顾名思义，这种文化起源于今天的伊朗。其成员虽然与安纳托利亚人是近邻，但在基因上却与后者有着明显差异。

据推测，这两个人群在此前的数万年时间里，被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比如冰封的雪山或者是沙漠——隔在了两边，否则他们之间的基因差异就无从解释。

伊朗农耕者的基因在今天人类的基因组中仍然可以找到，其范围一直延伸到印度北部。但是，这些基因究竟是何时以及经由哪条路线到达那里的，目前还没有一个最终的解释。

这是因为，印度次大陆的新石器文化到底是自发产生，还是从伊朗通过今天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传播而来，学术界迄今仍然观点不一。

对古人类 DNA 的最新研究显示，印度次大陆的新石器时代确有可能是独立发展的结果。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伊朗人的基因在当时已经越过高加索山脉，传播到了欧亚草原。

在这一地区，外来移民与本地狩猎采集者发生了杂交。在由此生成的混血种群中，后来诞生了亚姆纳文化（Jamnaja-Kultur）。

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农耕者的扩张最初是沿着大致相同的纬度展开的，而不像以往的狩猎采集者那样，一路挺进到北西伯利亚的偏远之地。

在新石器文化传播的地区，气候条件与发源地没有太大的差异。德国中部距离安纳托利亚以北仅有 1000 公里，高加索地区则更近。

除土壤条件以外，地理纬度是新石器文化成功扩张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这些远离故土的农耕者只有成功栽培出随身携带的已经驯化的作物，才能在新家园真正立足。

假如在温度、土壤、降水和季节变化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外来农作物几乎无法存活。欧洲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在这片冰河时期形成的黄土地上，外来的小麦和大麦“先祖”长得格外茂盛。

对于那些在高加索山脉与印度北部——假如后者当时确是农耕者拓荒的目的地——之间辗转迁徙的伊朗新石器时代人类来说，情况也不例外。

本文节选自《狂人时代：人类失败与崛起之旅》，已获出版社授权独家首发。该书运用最新的人类学、遗传学成果，全面勾勒了文明前夜的世界原始人的发展历程，非常精彩，大司马强力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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